為了治理“老賴”，2013 年10月最高法公布了《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》，按照這一規定，“老賴”將被法院納入失信者名單，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將被人民法院向社會公布。發布“失信黑榜”，將當事 ...
為了治理“老賴”，2013 年10月最高法公布了《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》，按照這一規定，“老賴”將被法院納入失信者名單，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將被人民法院向社會公布。發布“失信黑榜”，將當事人失信行為大白于天下，這是一種嚴重的道德否定評價。那么，“失信黑名單”威力究竟有多大？我們有了“惡意欠薪罪”，這些“老賴”都不怕，難道他們真會怕“失信黑名單”？
看到拖欠自己欠款長達兩年多的“老賴”被法院曝光后，市民李先生再次燃起了希望。
李先生說，兩年前，有一個小伙子開車撞了他的車，交警部門認定對方負全責，高新區（新市區）法院判決對方賠償2.3萬元，可對方一直以各種借口搪塞，導致李先生一直拿不到欠款。
當前，我國由于信用缺失造成的制假售假、偷逃騙稅、食品安全事故等現象屢見不鮮，企業每年因誠信缺失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6000億。
今年全國兩會上，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，“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……對違背市場競爭原則和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企業建立黑名單制度，讓失信者寸步難行，讓守信者一路暢通。”
6月，國務院發布了我國第一部國家級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專項規劃《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（2014-2020年）》。
這些都向外界釋放出一個信號：在未來幾年里，我國的不誠信行為將“處處碰壁”。
奏效
為李先生帶來希望的，是法院系統針對“老賴”采取媒體曝光、司法限制等措施的“黑名單”制度。
2013年10月最高法公布了《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》，按照這一規定，被執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，將被法院納入失信者名單。
進入最高人民法院網站，輸入自然人姓名或法人單位名稱，即可查驗其是否進入最高法的“黑名單”。
李先生的案子是烏魯木齊高新區（新市區）人民法院執行一庭副庭長袁儷榮經辦的，雖然從事法院工作20多年，但她的執行履歷也就兩年多。
“以前只知道作為法官要公平斷案，沒想到法院執行竟會這么難。”提到李先生的案子時，袁儷榮發出感慨。
2012年9月11日，法院就李先生的案子作出判決，肇事方王某要給李先生賠償包括利息在內的賠償款2.3萬元。執行立案后，作為執行法官，袁儷榮要求王某限期支付執行款，王某雖在電話中說還款，但就是躲著不見，一會兒說在和田，一會兒說在喀什。
袁儷榮經過銀行查詢，發現王某已經將名下的財產轉移，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。最后去王某位于機械廠的家里堵人，也撲了個空。
袁儷榮再次給王某打電話時，對方卻擺出一副耍賴的樣子，聲稱自己沒有能力還錢。
最高人民法院“失信黑名單制度”實施后，袁儷榮將王某納入了“失信黑名單”，并將決定書寄給了對方。
沒想到，這招奏了效。2014年8月10日早上9點多，王某主動給袁儷榮打來電話，說是要把拖欠李先生的執行款還掉，并請求其將自己的名字從“失信黑名單”上撤下來。
原來，王某在內地的時候，買機票時被攔截，所以王某才主動要求還款。
9月2日，袁儷榮告訴記者，王某已經將2.3萬元欠款打到法院的賬戶上，正在辦理相關手續。一切妥當后，法院準備將賠償款通過銀行轉賬的方式還給李先生。
事實上，李先生的案子并非個例。截至目前，高新區（新市區）人民法院依職權共將74例失信被執行人（自然人54個，法人單位20個）信息納入了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庫，使失信被執行人“網上有名腳下無路”。
“目前，主動履行債務的有17例，被迫履行的有10例。”高新區（新市區）人民法院執行局工作人員表示。
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提供的數據顯示，全疆法院已將691例失信被執行人信息納入了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庫。其中，65名失信被執行人已經履行了相應的債務。
即便是這樣，身為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執行三庭庭長，凌國英一直為近幾年來數量居高不下的執行難案件感到頭疼。
“現在，法院面臨的執行工作任務越來越繁重。案件執行面臨的難題之一，就是自動履行率偏低。”凌國英出具的一組數據顯示，2012年全疆法院受理各類執行案件42053件，2013年46870件，僅今年上半年，就已經達到25552件，但自動履行率相對較低。
對于這一點，烏魯木齊鐵路運輸中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海沙爾·阿皮孜深有感觸。每年，經該院及地州三個基層法院辦理的執行案件有200件，執結率65%。“自動履行的幾乎沒有。”
在袁儷榮的印象中，大部分被執行人對法院強制執行采取逃避或者消極態度。這些人中有的一走了之，下落不明；有的隱匿、轉移、低價出售財產或者將財產過戶到親友名下，甚至以虛假訴訟、仲裁等方式轉移財產；有的公司停業、歇業，而股東另行注冊公司繼續經營原業務。
在新疆財經大學法學院碩士生導師姜德鑫看來，“信用是市場經濟秩序的快速通道。執行難背后實質是社會信用體系不完備，它與社會信用程度、法制環境和公民的道德水平相聯系。”
欣慰的是，“失信黑名單”讓人們看到了破解“執行難”的希望。
最高法新聞發言人孫軍工解釋進入失信名單有兩個標準，一是不履行；二是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。截至目前，最高法失信者名單已公布近21萬。
失信被執行人“黑名單”機制建立后，最高法、公安部、國資委、銀監會、民航局等部門簽署了《“構建誠信、懲戒失信”合作備忘錄》，明確被列入“黑名單”的“老賴”們不僅無法得到銀行授信，還將被禁止購買飛機票與軟臥火車票。失信被執行人為自然人的，不得擔任企業的法人代表、董事、監事、高級管理人員等。
2013年5月，李某因民間借貸糾紛，被王某訴至庫爾勒鐵路運輸法院。法院判決后，李某為逃避債務，到處躲藏，逍遙法外。
2014年6月，王某向庫爾勒鐵路運輸法院申請強制執行。2014年8月15日，李某在購買機票時遭到民航系統攔截，李某這才主動與庫爾勒鐵路運輸法院取得聯系，隨即將50萬元現金送至法院，并主動繳納了執行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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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失信黑名單制度”實施近一年，給法院執行工作帶來了哪些新變化？
在袁儷榮看來，因為涉及招投標、金融機構融資等，“失信黑名單制度”對企業有約束作用，但對一些自然人的約束還需要一個過程，他們可以選擇不乘坐飛機，不乘坐軟臥，也可以平價消費，即便是不能夠辦理信貸業務，對他們來說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，因為可以通過其他人的賬號進行資金往來。
對于現狀，凌國英表示在“預料之中”。近一年來，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局一直在為新疆法院系統“失信黑名單制度”的建設努力奔波著。
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達成合作，將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納入征信系統，記錄在被執行人的信用檔案中；與工商銀行、農業銀行、中國銀行等20余家金融機構共享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，使失信被執行人在辦理貸款、信用卡等業務時，受到限制或禁止。新疆部分中級人民法院以及基層法院也陸續和金融機構、建設部門建立聯動。
事實上，不只是法院系統在探索“失信黑名單制度”。
在中國人民銀行建立的征信中心個人信用信息服務平臺上，用戶可登錄查詢本人或企業的信用報告。在上海、北京等地，也已將水電煤氣繳費、地鐵逃票等記入“信用檔案”，這意味著，只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失信行為，就可能會在個人信用檔案上留下污點。
記者調查發現，盡管我國政府為改善市場信用環境付出大量努力，但由于信息分割與共享壁壘，法律約束不足，造成當前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與運用面臨諸多難題。
在凌國英看來，信用懲戒涉及多個領域，需要相關部門合力。這項工作要和多個部門，比如工商、銀行、公安、房產、建設、國土、車管等部門協調聯動才能讓失信人真正地感受到步履維艱。
姜德鑫表示，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并非幾個部門、幾個地區努力即可完成，這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系統工程。目前我國還缺少一部國家層面的系統信用法律法規，致使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礎。要將社會誠信基因重新注入國人血脈中，仍是任重道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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